《世说新语》是南朝宋刘义庆(403—444)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,主要记载东汉末、三国、两晋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。《世说》之名,始于西汉刘向。但刘向所著的《世说》早已亡佚。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起初亦名《世说》,后人为与刘向书区分,别称《世说新书》,大约在五代以后才改称今名;一说唐初已称《世说新语》。“新书”和“新语”二名,孰先孰后,难以凭现有的文献做出准确判断,只好存疑。但比较确定的是,从宋初起,《世说新语》这个名字就已经通行了。
《世说新语》所反映的时代——东汉末、三国、两晋,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代,宗白华先生称之为“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,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、极解放,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”。这一时期,经历了汉末农民起义,西晋的短暂统一、“八王之乱”“永嘉之乱”“五胡乱华”,乃至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,是中国历史上极端动乱的时期。与此同时,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。不仅普通百姓经受了无以聊生的苦痛,即使是高门大族,甚至天子贵胄,也不得不面对山河沦陷、朝不保夕的彷徨与痛苦。
这一时期,产生了两种新的思想倾向:何晏、王弼高谈《老》《庄》,玄学兴起,并逐渐动摇了儒学定于一尊的局面;而佛教也在中土大兴,僧侣接踵而来,大量佛经被译成汉语。这两种思想倾向,蔚然成风,缓和了当时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与空虚。但当它们与东汉末年以来盛行的月旦品评之风相结合后,大家以谈空说有、相互评议为得,清谈之风日益盛行,更加导致了政治的萎靡与风气的虚浮。
东汉末年形成的士族阶层以及门阀制度,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、巩固,士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享有种种特权,把持着人物品评以及官吏推选的主导权。不但士族与庶族之间等级森严,不可混同,即使在士族阶层内部,也有严格的区分。享有特权的名士们多好醉酒、服药、清谈,崇尚言辞、仪态之美,重视人物品评,逃避政事,以不理实务为清高。
《世说新语》一书,充分展现了这一时代的风俗、习尚,以及人物的风貌、思想,所涉及的人物不下五六百人,上至帝王卿相,下至士庶僧徒,都记载在列。全书原八卷,南朝梁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,今传本皆作三卷。分为“德行”“言语”等三十六门,共一千二百多条。
此书主要记载东汉末至魏晋间士族阶层的遗闻、轶事、琐语,其中以两晋时期为主。其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:
一是保存大量史实,真实地反映了从汉末到两晋这个动荡时期的政治现状、社会百态、人民生活及思想观念等。这些记载虽然偶有失实、讹误,但总体来说,因为刘义庆去古未远,又参考过当时的第一手材料,其可信程度是比较高的。也正因为这样,后来《晋书》等正史的作者都曾大量参考此书,甚至几乎一字不动地照搬其中的内容。同时,此书通过记述人物言行,真切地反映出当时重视门第、崇尚玄思、“清谈”盛行、饮酒服药等时代风气。其历史、文献价值可见一斑。
二是因为此书形成于东汉以来品藻人物的风气之下,故主要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和品评的对象;言约旨丰,文笔清雅,记事简要,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,遂成为魏晋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。这一体裁深受后人喜爱。《世说新语》可谓开风气之先,其艺术成就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
三是《世说新语》的精神趣味。书中如“德行”“栖逸”等所载人物的修养和精神,往往成为后世士人的典范;“文学”门所记条目则往往成为后世文史典故的出处;至于“任诞”“排调”,则又带有谑而不虐的幽默。一言以蔽之,《世说新语》为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呈现了广义的“魏晋风度”。
四是其在训诂、名物等方面的价值。由于刘义庆及其手下文士在写作时并未刻意求古,故原书保存了大量当时的语言,尤其是丰富的俗语、口语。这些词语的用法既不同于上古,也不同于近代,反映出语言的时代特点乃至地域特点,为后人研究中古汉语留下了可贵的资料。至于书中记载的名物,则为中古文物的辨识、鉴定等工作提供了参照。但也正因此书包含大量当时的语汇,使后人在释读此书时常感困难,历来学者都认为《世说新语》是一部难读而又具有挑战性的书。
《世说新语》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杰出代表。鲁迅曾称其“记言则玄远冷隽,记行则高简瑰奇”,给予极高的评价。文中所载人事虽各各不同,但逸笔草草,传神写照的特色却一以贯之。作者写人,往往抓住人物的三言两语或神态举止来刻画其精神风貌,又或者通过美好的自然景物来比拟人物仪态。如“以手版拄颊云‘西山朝来,致有爽气’”一语,成功地描写出王子猷超然物外的形象,而“濯濯如春月柳”,则令读者在对融融柳烟的想象中,体味到王恭和煦安恬的风仪。
《世说新语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,而又饱满真实的魏晋时代,它也因此成为历代文人百读不厌的书。其优美的文笔,引领着读者去追怀“魏晋风度”,也由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格和志趣,成为他们的“精神桃花源”。
《世说新语》刻画人物众多,其中较为突出的可以桓温为代表。桓温的可爱之处,就在于其形象的丰富性与多面性。
在《世说新语》的记载中,这位权势赫赫的大将军反对清谈,致力实务,曾三次北伐,一度驻军长安、收复洛阳,却也能行废立之事,废黜海西公司马奕,拥立简文帝司马昱,甚至在晚年图谋篡立。
桓温集豪勇和英气于一身,能坦荡说出“既不能流芳百世,不足复遗臭万载耶”,却也有着细腻善感的一面,在率军出征之际,手抚昔日所植之树,感慨“木犹如此,人何以堪”,甚至泫然泪下。
桓温曾对居于宰辅之位的谢安和王坦之起过杀心,最终却也能真心欣赏谢安:“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!”
桓温能体恤下属的官吏,以仁厚为怀,即使遇到必不可免的杖责,也一定让执行之人轻轻下手。但他的属下因为捕捉小猿,致使母猿哀嚎不止,肝肠寸寸断,他却坚决果断地废黜了这名属下,体现了最自然最真挚的同情心。
这样的人物,千载之下,犹懔懔有生气。《世说新语》对于人物的塑造,莫不如此。